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   教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国学联  

承办单位: 贵州大学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公共危机中政府如何实施有效宣传--从心理测量与心理学实验角度出发
小类:
社会
简介:
本作品以“风险认知”为切入,以热点时事(食品安全、核辐射等)为材料,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沟通方式进行了探究。研究范式以因果归因的实验及准确的心理测量为主,辅助以问卷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针对特定人群(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居民等)及特定风险事件(地震、火灾等)采取不同的宣传渠道(微博、报纸等)及沟通方式(多信息量、情绪唤起等),以达到有效的风险沟通。
详细介绍:
本研究紧密关注时下不停出现的各种公共危机,旨在为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对症下药”,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提供一个坚实的实证依据。作品第一部分探讨了不同的风险通方式的影响;第二部分揭示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认知;第三部分的研究结果则发现针对不同人和不同的公共危机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风险沟通方式。第四部分将结合前三部分的研究结果,我们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宣传方式(针对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给出了一个综合建议。 研究采用心理测量范式结合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分三个部分开展。 1、第一部分:风险沟通对风险认知的影响 所谓风险沟通,是一种让人们认识到危机,进而产生合适的应对行为,并参与到风险决策中的过程。一般进行风险沟通的主体为政府或者媒体。前人研究表明,风险沟通的方式将对公众的风险认知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采用实验法进行探索性研究,试图找到对于风险认知其作用的风险沟通方式。 本部分共有五个实验,其基本假设为风险沟通的不同方式将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这些方式(即自变量)包括情绪唤起,信息呈现量,信息来源和卷入程度。本实验的被试有大学生,高中生和公司职员等。本部分所有研究都在复旦大学心理学实验室中完成。 本研究实验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情绪唤起”以及“信息呈现量”会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提醒有关部门在进行灾后报道的时候要注意采用的图片和文字的效果以及数量。 此外,实验显示“卷入程度”对个体风险认知产生影响。因此,在灾害初发时,政府应该及时向灾害低卷入的个体提供心理疏导,对高卷入个体提供更有效的物质救助,并在应急阶段过后重点缓解高卷入个体的焦虑情绪。 2、 第二部分:个体变量与风险认知 前人研究显示不同的个体在危机中会有不同的风险认知结构。这些对风险认知起作用的个体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卷入程度,文化水平等。我们这里选取近期的热点地震,海啸,核泄露与火灾四个公共危机项目,尝试研究这些个体变量对于风险认知的具体影响方式。 这一部分采用心理测量的研究方法。我们在Paul Slovic提出的15个风险认知维度中选取5个特别适合于我们研究的维度来编制问卷。我们在上海市宝山区,杨浦区和虹口区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共搜集样本385份。与此同时,我们对复旦,交大等上海市6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测量,共得到学生样本462份(包括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我们的研究发现: ① 人口学变量会对公众风险认知情况起作用。这些人口学变量包括收入,文化程度,身份角色(居民,学生)等等。其中,学生和居民在四个项目上的风险认知水平均有显著差异。 ② 中国学生和非中国学生在风险认知的诸多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文化差异会导致风险认知的不同。 3、 第三部分:交互作用实验研究 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推广应用,因此我们进行了交互研究。交互研究的两个自变量分是前两个研究中具有显著效应的变量。分别是“信息呈现量(多,少)”和“公民角色(居民,学生)”。 本研究在心理学实验室中进行,以近期热点食品安全危机作为实验材料。研究结果发现,信息呈现自变量在学生群体中主效应显著,在居民群体中主效应不显著。无论是少信息量呈现材料还是多信息量,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水平普遍非常高。这可能是由于食品安全与公众生活的关切度非常高,居民对于该问题非常敏感导致风险认知水平偏高。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当代城市饱受各种人为、自然突发事件的侵扰,而在公共危机研究领域中,宏观模型及问卷调查无法进行因果归因,更无法从心里本质上说明特定宣传机制的有效性。本研究在定性访谈的基础上找出潜在影响风险沟通的因素,采用若干心理实验进行验证;之后进一步进行交互实验和问卷调查,以确保得出结论的有效性。最后在为现行风险沟通方式提供实验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和不同风险事件提出了改进措施。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本作品采取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心理学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多角度进行研究探讨,推广建设性宣传策略。 课题组成员与公众危机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入访谈,获得第一手和准确信息。 采用心理测量范式和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并且实验法使得研究数据更加殷实,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更高。 实验中的自变量选取结合前人文献和实际宣传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兼具理论性和实际意义性。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近期热点的食品危机、核辐射、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为例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时效性和外部效度,在为城市危机管理者的现行方法提供实证支持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如:对外来务工人员应使用详细说明的多信息量宣传材料,危机发生前期应更加注重旁观者的心理健康干预,重要官方信息应避免使用“微博”发布等。本研究采用探索出的测量工具稍加修改即可快速用于突发公共危机的时时研究,有很大的使用价值。

作品摘要

本研究是一个以风险认知为核心的应用研究。研究采用Slovic的心理测量范式结合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探讨了人们在公共危机中对于风险的认知。研究分为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探索性实验研究。我们发现“信息来源”、“情绪唤起”、“卷入程度”以及“信息呈现量”等风险沟通自变量对会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第二部分采用心理测量的方法发现个体变量会对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不同类型的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风险认知。第三部分为交互研究,采用食品安全为研究材料。研究发现多信息量会提高学生群体的风险认知,而实验处理对于居民群体则没有任何效果。最后,结合三部分的研究结果,我们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宣传方式(针对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给出了一个综合建议。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暂无

参考文献

1、谢晓非.风险研究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心理科学,1994,17(2) 2、谢晓非,徐联仓. 风险认知研究概况及理论框架. 心理学动态,1995 , 3 (2) : 17~22) 3、谢晓非, 徐联仓. 一般社会情境中风险认知的实验研究.心理科学, 1998, 21: 315- 318 4、石林.情绪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综述[ J ].心理学动态,2000,8(1) 5、李景宜,周旗,严瑞. 国民灾害感知能力测评指标体系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02,11(4):129-134 6、谢晓非, 郑蕊. 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J ].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 (004) : 375 – 381 7、谢晓非, 谢冬梅, 郑蕊, 张利沙. SARS 危机中公众理性特征初探. 管理评论, 2003, 15 (4): 6-12 8、时勘, 陈雪峰, 胡卫鹏, 等. 北京市民对SARS疫情的风险认知特征的追踪研究[ J ]. 人口研究, 2003, 27 (4) : 42 - 46. 9、Starr, C. (1969).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Science, 165,1232-1238. 10、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Risk Analysis,1987, 236 (17): 280-285 10

调查方式

1 心理学实验法 包括五个单因变量实验,一个双因变量交互效果探究实验 2 访谈法 对该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3 问卷调查 结合实验结果,有针对性的对居民、学生进行了足量的问卷调查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国内外学者对如何控制公共危机后的公众恐慌做了较多研究。其中心理学家提出了有关“风险认知”这一概念,因其融合了“风险”这一客观因素以及“人对于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这一主观因素,从而对人们在公共危机中的心理行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风险认知”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 Slovic(该领域权威,1992)指出:“‘风险认知’研究是测验人们对于某些事件、活动或新兴技术的潜在危险性进行评价与表征时所做出的判断。”在我国,谢晓非(1994)最早将风险认知引入国内学术界,他认为风险认知是为了了解人们对于风险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增进和维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他还认为风险认知基于一些不变的客观因素和对其主观感受整合而成,兼具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特征,即可被改变。刘金平等人(2006)的研究提出个体因素、风险沟通和知识结构等会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本研究以风险认知为核心,选取风险沟通和个体因素作为切入点来探讨改变公众风险认知的方法。 “风险沟通”,是“一种让人们认识到危机,进而产生合适的应对行为,并参与到风险决策中来的过程”(时堪等,2003)。针对风险沟通的研究中,基本采用“风险认知”指标作为研究的因变量。探寻有效的风险沟通方式改变公众风险认知是风险认知的研究重点。Spencer等(1992)研究发现,采用不同的沟通渠道会有不同的沟通效果。Griffin等人(1998)的研究指出,风险焦虑高的被试更信任专业媒体。Fischhoff等人(1978)研究显示伴有焦虑情绪的个体会有更高水平的风险认知。在本研究中,我们以选取“情绪唤起”,“信息呈现量”,“信息来源”以及“卷入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探索性研究。个体因素的主要变量有年龄、文化水平等。时勘等人(2003)和谢晓非等人(2003)在SARS期间的研究发现年龄、性别、经济和文化水平会对SARS的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但这些结论是针对SARS,目前在国内有关火灾,海啸等方面的风险认知研究几乎是空白。本研究以火灾,海啸,地震和核辐射四个项目为切入,分别考察这些个体变量对于风险认知的具体影响。 本作品的最后一部分为风险沟通与个体变量的交互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这两个变量的交互研究很少。为了推广研究外推力,直接采用在前两部分研究中有显著效应的两个变量,即信息呈现量和文化水平做交互研究,考察其对风险认知的影响。
建议反馈 返回顶部